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,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。小学一年级时,你看到其他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。你发展出一个“需求”,要有和其他人一样的铅笔盒。你告诉了母亲,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,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。这个习惯持续到成年。隔壁邻居有一台电视或一辆斩新的豪华休旅车,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----而且要更大、更新的。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,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。我们常常对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,比自己的评价还高。最近,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,这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。他看起来高贵优雅,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,但是校长却威胁他,如果他不遵从“规矩”----意即西式的短发,就要把他开除。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,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样。
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,令人讶异。但是在亚洲,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/自卑情绪。一方面,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,但在另一方面,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。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,他们都用西方文化来替代----举止衣着、音乐、道德规范,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,都是如此。
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,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,来获得快乐、克服痛苦,却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。我们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。因为我们不仅仍在受苦,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,无法融入体制之中。
有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。一般来说,银行帐号里有一点钱、舒适的住所、足够的食物、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,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。但是,印度的苦行僧(Sadhus)和西藏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,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锁匙圈----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人偷走,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锁起来。